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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否和平衰落

吴晨/文在新书《许倬云说美国》中,旅居美国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分享了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演进,美国国民性的演化及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以特朗普为代表国家内卷化的深刻分析和思考,也让我们能更清楚理解美国是一个怎样的霸权。

美国能否和平衰落

吴晨/文

在新书《许倬云说美国》中,旅居美国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分享了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演进,美国国民性的演化及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以特朗普为代表国家内卷化的深刻分析和思考,也让我们能更清楚理解美国是一个怎样的霸权。

恰如在书的序言中所提到,整本书都在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美国的衰落。用许倬云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常常感慨如此好的河山,如此多元的人民,何以境况如此日渐败坏……正如美国决策者总是怀疑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我们也需要担心美国是否能和平衰落!”

美国的衰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从建国的民主理想到实操之中的金权政治的蜕变;其二是个人主义的立国精神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已经迷失了方向,在全球化和技术迭代的今天更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和割裂中产的贫富分化;其三则是美国对外霸权已经越来越没有出路。

美国建国时的分权和制衡的民主理想和制度设计,在经历两百多年的演变之后,逐渐变成无法解决任何“应兴应革”事物的政治僵化,以及日益被财团所把持的金权政治横行。

许倬云把美国的总统制和英国的内阁制做了一番比较,点出了两点缺陷。

首先,总统制的最大软肋是一人治国,而不是党派治国。在美国建国的早期,联邦政府的事务还不多,总统权限还不大的时候,一人治国尚且可以完成,但是当美国已经变成一个超级霸权的时候,以一人的行政专断权来治国就明显会遇到各种困难。

其次,建国理想的权力制衡,在现实之中演变成为三权之中至少有两权在不断斗争、相互抵消。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总统无法作为,前总统奥巴马之所以除了医改之外一事无成,原因就在此。所以,美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总统,大多都有议员的经历,懂得如何在议会里达成妥协。同样,在两党越来越偏激的当下,当众议院和参议院由不同党派控制时,基本上无法推进任何有意义的法案,任何国家大事,都在光阴蹉跎之下无法得到解决。

对比英国同样由两个大党所主导的内阁制,就不难发现,内阁制的好处是行政权与立法权相统一,施政容易推行。

美国政治的另一顽疾是金权政治在最近四十年发展地越发不可收拾。按照许倬云的说法,财团和巨富个人尝到自己支持者当选之后可以得到巨额回报的甜头之后,逐渐发展出一套金钱与权力挂钩的游戏规则。每一次大选都变成了钱与钱之间的肉搏,而美国商业领域内的财富集中,无论是巴菲特式的“滚雪球”,还是最近十年高科技互联网公司的“富可敌国”,都让美国财富对政治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今年六月上映的一部由乔恩·斯图尔特(JonStewart)自编自导的最新美国政治讽刺剧《无法抗拒》(Irresistible)就对美国金权政治的病入膏肓极尽反讽。

斯图尔特因为主播政治讽刺节目“每日秀”(TheDailyShow)而出名。在《无法抗拒》中,他将美国东西海岸精英与内陆平民之间的裂痕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展现出来。2016年意外输给特朗普的民主党希望在美国内陆大农村找到新一代民主党的代言人,而美国“锈带”威斯康星州一个因为制造业衰落的小镇居民却“将计就计”,投其所好塑造出一位“为民请命”的退休上校,以大农村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挑战共和党在位的市长,引发民主共和两党在首都的选举机器投入重金,成为全美的媒体事件。

让选举机器没想到却是,小镇选举竟然是一场骗取政治献金的大骗局。在没有成为全国媒体焦点之前,小镇居民没有任何门路去募集70万美元的重振资金。一旦两党的选举机器启动之后,很短时间内募集的政治献金就超过千万美元,数十倍于小镇的需求。因为美国选举制度允许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的存在,让金权政治横行霸道。虽然每个人向候选人的捐献有明确的上限,有钱人却可以无限制地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钱,而委员会的花钱行为也不受任何选举法或其他机构的监督,可以在媒体上用钱买来的“口水”将对手淹死。电影中小镇的居民恰恰利用这一漏洞反其道而行之,全美政治机器为行动委员会筹集的政治献金,既然可以不受监督地花,为什么不能挪用为重振经济的投资呢?

用金权政治的逻辑募集政治献金来解决饱受产业空洞化之苦的美国内地的实际问题,真是对美国政治体制无效和扭曲最大的反讽。

许倬云在书中一再提到,美国的立国精神是个人主义,但这种个人主义必须放在新教伦理的约束之下才有意义。在二十世纪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新教伦理的约束已经不复存在,个人主义就可能变成赤裸裸地谋求私利,也可能演变成为“成王败寇”的逻辑,会消解社区和社群的联系。

许倬云把美国阶层的撕裂比喻为“浅水湾”,或者说有一半美国人被推到了边缘。在全球化推动的去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的蓝领工人失业,而一直没有被很好处理的种族问题,尤其是黑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一而再地爆发,最近一次更是在新冠期间引发了全民的抗议浪潮。而这两种边缘化或者阶层对立,有交集又很不同。

以白人为主的蓝领工人,生活在过去,不能理解也不愿面对世界正在变化的情况。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切中了他们的心坎,他们希望找到未来的方向,推动美国内卷化,把矛盾转向移民。

黑人面临的问题,许倬云认为是缺乏有凝聚力和前瞻性的领袖。他在书中就连续发问说,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之后,南方的黑人族群再没有涌现出一个可以统帅黑人族群的领袖,为什么?南方黑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在南方各州众议员中的占比却远达不到三分之一?为什么黑人总会被政客所利用?

精明的政客很早就看到了黑人作为一个选民团体的利用价值。肯尼迪兄弟并没有推动多少照顾黑人的法案,却在选举中敏锐观察到黑人的动向,把自己打造成为“民权卫士”。类似的戏码一代又一代上演,今年总统大选的挑战者前副总统拜登如果没有南方黑人的支持,很难在今年三月民主党的初选中扭转颓势,是最新的案例。

许倬云也表达了他对黑人的恨其不争,认为黑人在祖上被贩运到新大陆时,就丧失了家庭和家族的纽带,一直到今天仍然缺乏家庭观念,单亲家庭太多,单亲妈妈常常靠社保救济来抚养孩子,让整个族裔的上升动能不足。此外,他也批评黑人文化中积累的那种“得过且过”的想法无助于黑人在充满竞争的美国社会出头。

无论是白人蓝领工人面临持续的生存压力还是黑人面临的种族歧视迟迟不能有效解决,都一再凸显出美国社会的危机。一个当年标榜平等的新国家,号称有无限机会的新大陆,却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如同大浪淘沙被遗留于过去,被推挤到边缘,而人群之间的对立和撕裂,仿佛内战一般。这样的国家有前途么?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最大的变化,是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转向拥抱“美国第一”,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横行。

分析这一变化,许倬云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观点。他认为,二战后看过世界的退伍老兵是美国推动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同样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单边霸权让美国内卷化成为可能。

二战之后一直到1960年代中期,美国的发展和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和阶层调和的政策,两代退伍军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每一个曾经看过世界的小兵都带回来自己的经验,审视和质疑原先的美国价值观。

美国阶层在二战之后发生巨大变化,就是因为大量二战老兵回国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曾经在海外服务,不再是井底之蛙,认识到美国之外的世界。异地风光和文化的趋向刺激他们认真思考美国的价值和生活方式,质疑“美国第一”。

另一本叙述美国经济发展史的书《美国四百年经济史》也指出,二战后退伍军人推动了战后繁荣,他们经历了战争洗礼之后,已经跳出移民的族群(他们大多数都是移民的后代)而形成了新的美国共识。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婴儿潮的一代美国人已经不再有族群的归属,而婴儿潮一代在经历了越战的洗礼之后,更有力推动民权斗争,让美国更进一步。

相比较而言,二十世纪初美国对中东的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和对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出兵——则完全不同。

二战和越战,美国实施的是兵役制,每个人都必须服兵役。虽然在越战时通常会通过抽签来决定谁上前线,富人因此有机会逃避兵役,比如小布什就在父亲的祖荫下以海岸警卫队服役而逃避上战场,而克林顿则是反叛大学生的代表,直接逃避兵役,但参战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仍然是比较公平的(虽然越战时,种族歧视还很严重,黑人占全美人口的11%,却占参战士兵的33%)。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后给美国带来的仍然是全球的视野和全民的参与。

2000年以后,美国的霸权在一般美军士兵心里就只留下了创伤后的压力心理症候群(PTSD),因为美国从服兵役转变为募兵制,上战场的大多数是内陆穷人家没钱读大学的年轻人。这些人原本就是弱势群体,因为贫穷而冒着成为炮灰的危险上战场,却因为现代战争的残酷而留下终身的残疾。

而美军深陷中东的泥潭也是单方面行霸权的结果。美军擅长大规模的组织战和运动战,最不擅长消耗战。但是在中东,美军陷入的是城市巷战的泥潭。而且美国在中东每次介入战争,几乎都是虎头蛇尾,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伤害,自己却不能善后。

其结果是美国对外霸权战争的参与者不可能像二战或者越战那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缺乏国际视野,反而会陷入与恐怖分子对立的极端思维,无法在退役之后推动国家向更好的方向改变;而处于“浅水湾”里的美国人却因为生活在过去而坚持“美国至上”的空洞霸权。

许倬云先生在书中透彻分析了美国衰落的三点危机,但本书对美国当下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硅谷的崛起,着墨不多,这却是我们分析美国是否会和平衰落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我们该怎样去理解硅谷的崛起,硅谷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给美国带来的发展动能?

一方面,可以说硅谷的新贵让我们看到了镀金时代的重演,另一方面,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硅谷仍然有巨大的创新动能,虽然这种动能,已经日益蜕变成一种“科技万能主义”的自大。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性机器人和人工肉》(SexRobotsandVeganMeat)中,记者JennyKleeman就提出,科技快速迭代给人以错觉,科技总会带来进步,而社会总是充满问题。这些科技乐观主义者的最大盲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总一个新应用就能解决问题(Thereisanappforit)——现实可能恰恰是科技仅仅是在解决“人造的”问题,而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比如如果你真的担心全球变暖(畜牧业是制造温室气体的一大源头)或者真心希望保护动物免受虐待(机械化农场中的动物生存的确悲催),与其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制人造肉,不如起而行之,自己带头少吃肉。

硅谷制造出的高科技迷思,与美国的政治僵化、阶层分化和单边霸权一样,是美国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果美国解决不好这一系列问题,而选择转移矛盾,那我们真要担心美国是否能和平衰落!

(作者系《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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